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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中国系列评论:土地配置 何难之有?

作者:佚名 时间:2014/2/17 10:36:00 来源:经济观察报

摘要:土地资源之配置,究竟何难之有?回答这个问题,怕要从资源配置讲起。那是个外来词——“resource allocation”——自 ......

土地资源之配置,究竟何难之有?回答这个问题,怕要从资源配置讲起。那是个外来词——“resource allocation”——自亚当·斯密以来,就成为经济学关注的两大主题之一 (另一个主题是收入分配)。在古典时代,两大主题切切相关,资源是怎样配置的,收入也就怎样被分配了,前者从生产过程着眼,后者看产出的结果到哪里去了。

资源配置所以值得讲究,根本的一点,在于资源总有多种用途。既然资源的用途不止于一,选择很重要。以土地为例,可栽树、可种庄稼、可修路、也可盖房,人们究竟选哪样?定了大类,还要细分:种豆得豆、种瓜得瓜;栽树呢,苗木、乔木、果树,个个不同。进而还要选量,盖房子占地,占多少才算合适呢?

这就把“配置”提上了日程。对一个经济而言,分别拿多少土地来栽树、种庄稼、修路盖房,就是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。这里有人的行为的含义,不是纯粹的自然天成——像地球围着太阳转那样的现象,一般不说是配置之果。当然人们配置资源,也在大自然中发生。阿英的《盐乡杂信》里有一句描写,“沿着护城河一路看去,有山有水,有树有田,还有那古朴的农民,庞大的耕牛,有君子风的鹅鸭,以及不系的轻舟,很适合的配置在风景里面”——说的是人工的资源配置,总镶嵌在不受人配置的自然之中。

回到经济问题。资源配置有什么难以处理的麻烦呢?我的认识,像一切人的行为一样,作为主动选择的资源配置,虽大可天马行空,但归根到底要受多重制约。第一制约是自然。非要在干旱的山地种水稻,不是不可以,只是那“配置”劳民伤财就是了。至于毁林炼钢、围湖造田,大自然日后还会给以报复性的惩罚。技术约束也很硬,横竖没有金刚钻,谁也揽不了瓷器活。由此衍生出一个道理:技术变化了,“资源”的定义也变化。早先英国的习惯法,划土地所有权很慷慨,说哪块地是你的,下达地心、上至天庭都是你的。可是石油技术诞生后,土地的地下部分就要另议。有了飞机之后,空中之权也要再议——原来不算资源的,现在变得炙手可热!

更现实的制约是成本。一幅田地在同一时节,用来种豆,就不能种瓜。这是说,配置种豆,就要放弃种瓜——同时也放弃一切其他配置——的收益。此“放弃的收益”,就是种豆的“成本”。不少书上说这是机会成本,没错。只是所有成本都是机会成本——有选择、有机会、有放弃,那就一定有成本。这样看,资源配置要受成本制约,任何一种配置都要放弃某些收益。成本太高,得不偿失,非经济配置也。

最大的麻烦,在于技术和成本都不断在变。想想沙子原来是多么地不值钱,因为太多,更因为没什么效用。但是“硅”的技术发展起来之后,“硅谷”令人肃然起敬。身处技术进步加速的当下时代,究竟何是资源,何不是资源,瞬间多变。从QQ到微信,开始不过大家觉得“好玩”而已,岂料“玩家”多了,本身就是市场资源,今年春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,遥看国内抢红包爆棚,微信成了金融资源。资源的定义说变就变,配置能容易吗?

成本变化更难拿捏。决定种豆就得放弃种瓜,这原理简单。但问题是豆与瓜的相对价格会起变化,也就是我们配置土地的机会成本会起变化。做决定的时刻,根据的是过去的信息,顶多加上预期或预测,但期望种豆涨价、结果事与愿违的,在现实世界里可是多了去啦。配置一幅田地,很想遵循经济准则,也追求收益高、成本低,无奈相对价格变化莫测,种下了豆子发现错了,难道中途要把豆子苗都拔掉吗?

这些年的城镇化发展,急剧改变了土地的相对价格。那是夸张的变动。1987年我国首次土地拍卖的资料,本专栏用过的,那是紧靠深圳水库的一幅住宅用地,总面积8588平方米,70年的使用权,成交价为525万元。折下来,每亩不过人民币40.7万元。现在那个位置的住宅用地,每亩要多少钱?全国主要城市平均看,到了2000-2010年间,住宅用地的地价还涨了5.3倍。

就是说,全中国凡靠近城市的所有农业活动,包括种菜、种瓜、种粮、种树,机会成本平均来说一律急升!注意了,不是农药、化肥、人工这些直接的生产成本上升,而是土地配置给农业的机会成本上升,因为这些土地继续农用,就必须放弃“种房子”的高收益。这些年土地问题越闹越大,以经济分析看,“祸首”不是别人,正是城市用地的相对价格夸张地上升。

成本约束发生了变化,人的行为和想法要不要跟着变呢?一个教训是顶着来、对着干,明明住宅用地的市价急升,偏偏严控住宅用地的供给,结果越调控,房价越高,拉动地价也升高。后来顶不住了,才有胡存智部长的放话——房价涨,就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。这个大算盘打对了,需求涨,增加供给在逻辑上可平抑之。

问题是对一个拥有600多个城市的大国而言,“房价”究竟何指?是京城的、上海的、深圳的、广州的,还是所有城市平均的?那么多个城市,“宏观上”只好看平均值。这才是真正的麻烦所在。因为中国各城市的房价,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幅度差别甚大,有时甚至连变化的方向都不一致。在这种情况下,把调控供求的权力集中到北京,让主管部门看平均数决定政策,那只能搞得个满拧。

城市之间的房价变化为什么不一致?追下去,影响因素又是无数。这里只讲一条,人口流动和集聚的去向不同。现在城市级的常住人口变化很容易查。2000年那一次是第五次人口普查,2010年是第六次。我看到亚洲开发银行委托加拿大一家咨询公司做的加总,那十年之间,全国共有913个“地方政府单位”(LGU,指省以下的省会城市、地级市、县级市和县)共减少了4,526万人口;同期,又有1407个地方政府单位共增加了1.28亿人口(Edward Leman,2013 )。

再粗略一点,那十年间中国全部增加的人口,有65%发生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,有29%发生在5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,只有4%发生5-25万人口的小城市。若看京津沪的人口增长,十年在37%-40%,而同期全国城镇人口,平均只增加了5.8%。

画下的图形令人印象深刻。同样级别的城市,有的人口增加迅猛,有的平平,有的居然锐减。都说中国很讲行政级别,可是轮到人口流动与集聚,人们到哪里谋生,到哪里落脚,在哪里常住,反而不大买行政等级的账。可是行政权力的配置,连同政府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,却还是照着级别来。结果人口大量涌去之地,“承受能力”遭遇挑战。同时,诸多人口流失的地方,行政级别固然还在,但街上看得到的需求可就不行啰。这两类城市的房价,能是一回事吗?“平均”处理,那就把两头的状况都歪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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